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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学生的“煤倒”生涯

手机:M版  分类:大学生创业  编辑: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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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涛(化名),属于第一类人。曾在省级煤炭公司担任过销售处长的他几年前退休,为了能利用自己手里的资源多挣点钱,他2年前来北京。刚来的时候开一辆帕萨特,而现在,出门有专门的司机,开的是奔驰320。范涛的煤炭销售公司在北京南二环一个高档写字楼里,每到冬天这里都会挤满人,大部分都是来要煤的企业。说起他现在从事的工作,范涛坦白地说,“我们赚的就是手里的煤炭资源。”第二类“煤倒”,居住在大栅栏附近比较好的旅馆里,他们有着各种各样复杂的背景,通常和煤、电厂的关系比较多,也认识很多大煤倒。这类人数量不算太多,每年能挣几十万。

  第三类“煤倒”,也是人数最多、活动最频繁、成功率最低的人群。据说这群人大概有5000多人,住在每天十几元的小旅馆里,生活极其窘迫。他们的活动非常频繁,在外人看来似乎他们手里也有很多信息,但事实上,他们只是得到了第一类或者第二类人群的“命令”去试探风声,听听价格。能挣到钱的人很少,充其量只能得到一些“施舍”。

  “他们只是牺牲品,因为他们一直在为‘上面’服务,可他们自已并不知道。”陈钢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这些人为了争抢信息,还经常拉帮结伙。

  在大栅栏附近,存在着诸如“山西帮”、“广州帮”、“山东帮”等多帮煤倒派系。”他们各自聚集在一起等着“上面人”给的信息和外地来京的购煤者。

  在“山西帮”,有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他原来在山西一家煤厂工作,退休之后为生计所迫来到这里。一些20几岁的毛头小子经常可以把他呼来唤去跑上跑下。在收到毛头小子“我这里有30万吨的计划”指示后,老人就会赶紧跑到街上把这个消息散出去,10分钟后,整条街就会出现“我这里有计划”的消息,不同的是,本来30万吨的计划已被传为“40万”、“60万”、“80万”吨了。

  当真有需求的老板要煤时,他可能要和“80万吨”的那个人谈起,当遇到手里真有30万吨计划的人时,老板却早已失去了兴趣。

  除了这三类人外,还有极少数的人被称谓“炒证党”。他们除了赚取国内煤炭交易市场的高额中介费外,还做焦炭出口配额生意,也就是赚外国企业的中介费。

  人称“二小”的浙江人是王新和陈钢在一家小饭馆儿吃饭时认识的。“二小”在大栅栏一带的煤倒中颇有名气,原因是圈内很多人都传说他在商务部有关系。“没人知道他真名叫什么,不过,如果他真的能在商务部拿到‘计划’,说明他一定不简单。” 陈钢说。

  据大栅栏的一些“煤倒”说,“二小”手里经常会有焦炭出口配额计划证,而且都是供给一些在耳熟能详的国外大企业。为了能在国内找到出价最高的配额买家,他时常会把信息放给一些小煤倒,这些人四处打听之后会直接和他联系。

  记者一直没有见到“二小”本人,所以关于他的传言也未能证实。

  “商务部每年都会根据计划固定分配给48家有资质的生产企业,然后再由这些企业与外商进行交易。”某业内人士介绍说,不过,有时配额可能会多出一些。比如一家企业每年只需要1000万吨的焦炭出口配额证,但从商务部可能会分到1500万吨的配额证,这多出的500万吨就会落入这些“不简单”的人手中,然后他们再转手高价卖给其他有需求、但没有资质的企业。

  “比起做国内煤炭生意,这些做出口焦炭的大煤倒赚得更多。”陈钢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二小”原来在浙江是做鞋袜生意的,几年前来到北京,现在住着上万元一平米的房子。

  “煤倒”的梦想与现实

  面对大栅栏“煤倒”商圈的复杂和高深,初涉“煤场”的大学毕业生王新显然欠缺了几许熟捻与商道。所以,来北京的首次“倒煤”历练生活最终在父亲的“苦压”下草草地结束了。

  当身无分文的他站在家门口时,母亲放下手里活儿跑出来紧紧地抱住了儿子,父亲王山看了他一眼后又开始四处找木棍。在王山看来,儿子的这次擅自离家出走已触犯了家规。“家里人也是害怕我出事,这我能理解,但想要挣大钱就得冒险。”王新说。

  但王新由于没有完成老板老王交给的任务,他自己搭进去钱不说,老王也对他很不满意。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回到山西之后,在北京认识的那些人还会经常给他一些煤、焦炭的信息,老王也会“指挥”他去临汾、孝衣等山西煤、焦炭的生产地和人“谈判”。当然,车费和住宿费用都得自行解决。

  尽管如此,王新并没有打消其“淘金梦”,因为他发现了更多靠煤炭发财的故事。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说,有一次在临汾替一家广东的买主找焦炭,当地人和他说的一个故事,让他再次感受到了煤的“魔力”。

  据说,当地一家农村信用社的职工看见有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人背着一个麻袋走进营业厅,职工心想,这么脏的人肯定又是来要饭的,没想这位中年人跨步来到柜台前,噗通一声,把身后沉甸甸的麻袋甩到了职工面前:“把我的钱给存喽!”

  “这些都是当地的大‘煤倒’,他们每个月都能赚十几万。”王新羡慕地说。王新认为,自己尽管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煤倒,分文不曾挣到,但他已经有了挣来的资本—结识了几位“大煤倒”和煤厂的人。

  “我并没有因为家人的反对而放弃‘煤倒’生意。要知道,每年冬季是用煤高峰,尤其是电煤和锅炉煤,走得非常快。家里人懂个啥?”王新颇为老道地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联系上客户、找到运煤的车皮。”

  虽然已经基本清楚了“煤倒游戏”当中的一些规则,可要想解决运输问题,又谈何容易?

  2005年的最后一天,山西太原下起了当年的第一场雪,两位从香港来的商人找到王新,“小王,我们是真正想拜托你帮忙的。”早已习惯卑躬屈膝的他当听到如此客气的请求时,立马拍了胸脯。随后的几天,王新通过老王的关系联系到了一家煤厂,但却怎么也找不到有运力的运输公司。

  两个香港人也在太原东奔西走,希望能有惊喜发现。五天过后,香港人再次约王新在太原一家宾馆见面,待双方坐定未及王新说明运输情况,其中一位香港人便抱怨起来:“山西人做生意的态度实在太差了,所有人都告诉我煤没问题,车皮没问题,可到最后全都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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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
一个大学生的“煤倒”生涯 评论共有3
发言人:好点 时间:2012-8-2
好大胆啊,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多少次有人找我做煤生意我都没敢尝试,尽管知道这个赚钱很多,也是不敢做
发言人:规划 时间:2012-8-2
这是需要大投资的,不能随便做,而且做这个的人都的老油条了,非常会骗人,上当的机会太大了,轻易不能尝试
发言人:职中 时间:2012-8-2
小小年纪,胆子好大啊,倒煤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要有这方面的经验,起码也要有人带才行,自己就去创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