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创业故事 > 成功创业故事 > 日升昌的传奇史话

日升昌的传奇史话

手机:M版  分类:成功创业故事  编辑:兰忧

  日升昌,有人称其为银行的祖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字,到底这其中有什么玄机呢。它是如何兴起又怎么寿终正寝的呢。

  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曾经断言,中华帝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不可能诞生出资本主义。然而,明清时期纵横海内的山西商人,差一点就打破了这一预言。他们创造出中国商业的奇迹,“日升昌”票号就是晋商发展到顶峰的标志之一。当时的山西票号,建立了令世人瞠目的金融帝国。票号的治理结构,几乎会让今天的股份制公司也感到逊色三分。票号云集的平太祁三县(平遥、太谷、祁县),地位和影响犹如当今的华尔街。但是,日升昌终究未能脱胎换骨变成近代银行,这似乎又在验证着韦伯的说法。日升昌,堪称中国传统企业的一个缩影。

  “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从明代开始,晋商就已经扬名天下。从余秋雨的散文《抱愧山西》,到成一的小说《白银谷》,再到电视剧《乔家大院》,唤起了人们对晋商昔日辉煌的追忆。实际上早在这些文学作品进入大众视野之前,金融史专家和商业史专家就已经对晋商和票号有着多方面的探讨。据说,西方的金融专家把山西票号的首创者日升昌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这句名言出自何人已经无从查考,但是,在英语中,把票号翻译为“shanxi bank”却是千真万确的。沿着历史长河追溯日升昌的兴衰,会发现许多既有趣味又值得思考的事情。

  晋商的兴起,得益于明代的“开中法”。所谓“开中”说简单点,就是政府实行食盐专卖,用供给商人的“盐引”(就是现在的专卖指标)来换取商人向边境要塞运送军粮,商人又用马和铁换来食盐,再把茶叶丝绸运到北方换马。一担担食盐贩向各地,一车车粮食运到边疆,一群群马牛转卖关内,一箱箱茶叶运销塞外,随之而来的茶马贸易兴盛起来(茶马贸易的内涵不仅仅是以茶易马,而是强调这种贸易的农牧边贸性质)。《乔家大院》的真实开创者,就是一个从当铺伙计起步、进行这种茶马贸易而发家的祁县人乔贵发,他在包头开设的商号复盛公,是包头城的奠基者,从复盛公开始,包头渐具规模,并引出了一句广为流传的俗语:“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创建了包头城的复盛公只是晋商的一个缩影。在明清两代,北到莫斯科和海参崴,南到河内和加尔各答,东到大阪和长崎,西到喀什噶尔和伊犁,到处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仅在中俄贸易重地恰克图一城,晋商就有著名商号30多家。按照清朝人的记载,“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日升昌的故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由颜料坊走出的金融巨头

  凡是看过武侠小说的读者,都对“镖局”有个大致印象。明清时期,流通的主要货币是白银。做生意尤其是大笔生意,成千上万两白银,运输风险极大。当时又没有现代化的运钞车和全副武装的警察,于是,镖局的业务红火起来。无论是带大量银子的商人出门,或者带着赚来的银子回家,都少不了镖局保驾护航。但是问题也就接踵而至,在太平盛世走镖,面对的只是些小打小闹的蟊贼,一般不会出大乱子。但是中国的太平盛世过于稀缺,呼啸绿林的土匪和打家劫舍的强盗,极大地增加了货币运输成本。按史书记载;“盖沿途不靖,各商转运现银,时被劫夺。虽有保镖武士,一遇多人,则寡不敌众,运转于是不灵。夫银钱之收交,关乎商家之信用。乃萑苻多盗,梗塞路途,银钱之收交爽期,商家之信用将堕,为各商所深忧。”这一背景下,商业汇兑就被精明的商人盯上了。日升昌就是这样诞生的。

  山西平遥县达蒲村有个生意人李正华(也叫李二梅子,还有资料说叫李大全),继承了家业,经营颜料,家传有一座名叫西裕成的颜料庄,主营铜碌,在北京、天津等地都有分号。他有个朋友,赚了一大笔钱,但当时兵荒马乱,这个朋友不信任镖局,就给李正华提出,把他的钱存在西裕成的北京分号里,再由李正华出具票据,回到山西平遥的西裕成总号去兑现。当时,西裕成的掌柜是雷履泰,他受这件事的启发,看到了里面的商机,极力劝说东家干脆放弃颜料生意,把颜料庄改成票号,借助于历史上的交钞经验。进行银钱的异地汇兑,以收取汇费获利。当时把汇费叫汇水,大大低于保镖运送费用。由此,日升昌正式诞生了。

  票号的最初成立细节,今天已经模糊不清了,我们暂且不去管它,甚至包括日升昌的开业时间,不同资料也有多种说法。出身于山西平遥,以治学严谨著称的当代学者侯外庐,在他的《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与山西票号》中记为1796年;民国时期专门调查研究山西票号的范椿年,在《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中记为1797年;而同为民国学人的郑孝燮和任致远,在他们的《名城平遥专题考察研究报告》记为1824年。具体时间,只能由专家们去考证了。因为雷履泰生于1770年,考虑到他的学徒出身和掌柜经历,恐怕1824年的说法比较接近情理。今天的山西学者,根据相关史料和碑刻推算,认为日升昌的成立时间在嘉庆二十四年之后,道光十八年之前(1809~1838年)。

  取名日升昌的寓意,是期望票号生意如旭日东升、繁荣昌盛。平遥日升昌总号的对联,也显示出这种气派:“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很快,日升昌就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起来。

  传奇人物雷履泰

  日升昌的名声,很大程度上同它的大掌柜雷履泰分不开。明清的山西人,对经商比科举更上劲。正如介休大贾“侯百万”侯培余在大厅写的对联所云:“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亦难知难不难。”侯培余虽是读书出身,中过乡试副榜,但仍以经商为荣。在晋中一带,做大事、成大器的路径,就是经商。清朝雍正年间的山西巡抚刘于义,曾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对当地风俗归纳道:“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民谚云:“有儿开商店,强过坐知县。”而经商必须从学徒起步。

  在传统商家当学徒不是容易事。今人只知道“头悬梁、锥刺骨”的寒窗苦读是磨炼,可能不知道当学徒、做“相公”的柜台生涯是更严峻的磨炼。所以,山西商人有“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的说法。商家选学徒十分严格,年龄取15至20岁的青年,五官不端正不要,家世不清白不要,拿起算盘能打得噼里啪啦山响,提起毛笔能写出端端正正的楷书。如果仅仅是经商业务倒还罢了,更重要的是察言观色,端茶倒水,小心翼翼侍奉掌柜。学徒的随身家什有“五壶四把”之说。所谓“五壶”是茶壶、酒壶、水烟壶、喷壶和夜壶,所谓“四把”是条帚、掸子、毛巾和抹布。光凭这些家什,读者就大致能够估量出当学徒的难处了。伶俐一点的学徒,睡觉也得睁只眼,掌柜一声咳嗽就能领会其中的含义。这种“全方位”的训练,是进入商界必不可少的基础课。山西一直流传着关于学徒的歌诀:“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壶四把,终日伴随;一丝不苟,谨小慎微;顾客上门,礼貌相待;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观色,唯恐得罪;精于业务,体会精髓;算盘口诀,必须熟练;无客默诵,有客实践;学以致用,口无怨言;每岁终了,经得考验;最所担心,铺盖之卷;一旦学成,身股入柜;己有奔头,双亲得慰。”山西的经商人才,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雷履泰是平遥细窑村人,由于他后来出了名,他所在的村名也变成了雷家堡。雷履泰最初的学徒生涯是在平遥城北门里头拐角的“宝房”。所谓宝房就是赌博房,北方人赌博流行押宝。干练的庄家摇起宝盒来,架式就像香港电影《赌神》里的周润发。赌徒们在四周围着,目不转睛盯着宝盒的摇动方位和姿势。宝盒落地,一窝蜂似的押注。就在这种场合,雷履泰练出了一副好眼力和快速心算术。宝盒一开,他立即就能报出各人的输赢数额,分毫不差。这一手本事,被西裕成商号的二少爷看上了。后来,就请他跳槽来到西裕成。雷履泰有了施展才能的地方,东家也对他重用不疑。很快,他就在西裕成挑起了大梁,随着经营业务的发展,雷履泰先后被委任为汉口分号的执事、北京分号的领班,一直干到平遥总号的大掌柜。

  西裕成发展为日升昌,不是偶然的。早在汉口和北京的经营活动中,雷履泰就已经插手金融事务。这时的商号,一般都在同城有汇兑往来,雷履泰借鉴“账局”(同城汇兑机构)的经验,把汇兑由同城扩大到异地;生意中难免有银子和铜钱的兑换,雷履泰借鉴“钱庄”(货币兑换机构)的经验,开展了生意以外的银钱兑换;经商难免有借贷,雷履泰借鉴“印局”(传统借贷机构)的经验,适当地放一点“印子钱”(即有利息的借贷,今天一般把印子钱作为高利贷的代称)。所以,在日升昌开业前,雷履泰主持的西裕成已经形成了相应的金融经营格局,而且建立了相应的规范。西裕成改为日升昌,只是为票号的专营和规模化铺平了道路。

  票号的要旨,在于异地汇兑和存贷,因此,扩大汇兑市场和范围至关重要。在雷履泰的主持下,日升昌很快就把异地汇兑业务由“北京—平遥—汉口”扩展到全国。总号设在平遥西大街,各省到处设置分号,不几年,分号就达上百处,遍及天津、张家口、盛京、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35个城市。我们现在无法想象雷履泰是怎样以惊人的速度扩展业务的。也许,只有当今的电讯业和IT业,才有可能挟先进技术之力达到这样的速度。很快,日升昌就进入了全盛时期。有种说法称,全盛时期的日升昌曾经占有清朝政府80%的白银储备,这几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天文数字。即使有所夸张,也可以从中看出日升昌在当时商界中叱咤风云、纵横捭阖的气势与雄厚的财力。实际上,同它的营业额相比,日升昌的股本并不高。它的总资本为36万两,分成30股,每股1.2万两。但是,规模化的经营,最高经营额曾达一年3000万两的汇兑业务,使它的获利能力极高,最高的一次分红,每股红利与本金相等,也是1.2万两。光绪年间,日升昌曾结账分红七八次。读者不难推算出它的盈利率。

  清末民初最后一代票号掌柜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对雷履泰是这样评价的:“西商票庄,创始于雷君履泰,暗合古交钞法,于今之中西银行尤能挟其秘奥。故咸、同以来,六十余年,全国财政,赖以灌输,称极盛焉。”

  独具匠心的平色和汇票

  日升昌是第一家晋商票号。票号业做为一个新型行业,在当时既没有现成的规制,也没有成熟的模式,雷履泰作为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必须在实践中摸索和创造。而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难题。一是汇兑标准,二是汇票防伪。

  关于汇兑标准,这在纸币流行的今天不存在问题,而在清代却是难题。当时流行的货币,有银两,有铜钱。各地银两和铜钱的成色不一,份量不一。一直到民国,人们拿上银元还要吹口气听听响声,这就是在辨认成色。在日升昌营业期间,南京的顷化银含银量达97.3%,而上海的豆规银含银量只有73%。于是,在南京票号存100两银子,到上海兑现就可能要支付110两。而这一兑现标准,必须兼顾客户的满意程度和票号的赢利比例,要害在于公正与利润兼顾。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博弈。票号既然专门做汇兑生意,就必须要在公平上做足功夫,不然就没有客户上门;同时又要保证自己的赚头,不然铺子就得倒闭。这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汇率标准。用不同汇率来保证各地银两成色的平均,即“平色”,平色兑现后给票号留下的赚头,叫“余利”。雷履泰的一大贡献,就是确立了当时“平色余利”的恰当标准。恐怕他自己在制订这个标准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在后来日升昌的发展中,仅仅“平色余利”,就一度占到票号总盈利的四分之一(票号的利润,主要有三大部分:利息、汇水、平色余利)。用现代银行业的术语来表达,这就是典型的套利业务(arbitrage)。

  关于汇票防伪,这在今天也是难题。日升昌的汇票,由票庄自己印刷制造。一旦出现假汇票,票号就会遭受信誉和经济上的双重打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票号对汇票的印刷和安全性要求颇高。当时所采用的防伪技术,有密押、背书、微雕等方法,更有甚者还采用了水印技术。票号上的密押,类似于密码。现存的档案资料中,就有用“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十二个字来分别代表一年中的十二个月。过一段时间换一次密押。而这种严密的防伪技术,为日升昌创造出了一个神话:在它的百年历史上,居然没有发生过一次被误领、冒领的现象。解决了防伪问题,才能取信于社会,创造“一纸汇票,汇通天下”的奇迹。

  票号的企业结构和治理

  以日升昌为代表的票号,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又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近的企业结构和治理方式。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两权分离、“顶身股”、严格号规、“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等制度架构、管理方法和运作模式。这些制度的源头,大都起自雷履泰。当然,雷履泰也不是凭空创造,而是依赖于晋商在做生意中日积月累形成的制度体系和常规习惯。

  两权分离

  “两权分离”似乎是现代企业的起点,然而,考究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日升昌推行的两权分离体制几近完美。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深究。日升昌的“两权分离”同现代 企业的“两权分离”不同处在什么地方。

  起码从明代开始,晋商在经营实践中就形成了“东伙合作制”。所谓“东”,就是资本所有人,俗称财东;所谓“伙”,就是经营合伙人,俗称伙计。东伙合作的缘起,在于有资本者未必有经商能力,而能经商者未必有本钱。正是东伙合作,奠定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体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从东伙合作制形成之日起,“企业”就已经诞生。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您正在浏览: 日升昌的传奇史话
网友评论
日升昌的传奇史话 暂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