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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在中国”选手牟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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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参加“赢在中国”的选手都的幸运的,而在这个舞台上走到最后的,就都是精英了。

  牟文建,男,1971年生,台州黄岩人,1993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1993年至1995年就读于中国新闻学院国内新闻专业,获双学位文凭。现任上海莫耶艺术装饰有限公司董事长、CEO。

  CCTV赢在中国比赛是一档全球华人范围的电视创业大赛,胜者能获得投资者的巨额创业资本,今年已是第二赛季。9月25日晚,CCTV赢在中国的五强总决赛将在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现场直播。五强之中,有一位来自黄岩区宁溪镇富山乡,他就是“莫耶非白色陶瓷卫浴”董事长牟文建。从大山到“赢在中国”总决赛的舞台,牟文建一路走来——

  参加“赢在中国”比赛时,有人给我画过一幅漫画:脸很大,眼睛、鼻子都很小。不仅小,而且紧。好像有什么压力、引力之类的,将眉眼耳鼻都锁到了一块儿。可能是锁得太紧了,脸的中间部位有点儿不堪重负,眼镜微微下落,俨然一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

  起初,我对自己的这幅肖像很不以为然,可是很多朋友看过之后一致认同:非常的神似!于是,我渐渐地放下了成功者的架子,学着用感恩的心去面对过去,用一颗勇敢的心去解读真实的自己。

  从山里娃到新华社记者

  1993年至1999年,任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

  我在黄岩宁溪镇富山乡长大,是典型的“山里娃”。尽管只身在外打拼许久,我仍然会时不时念叨那段青涩而美妙的日子。富山是一座有趣的大山。从山脚到我家住的地方要爬上三四个小时,那里九山半水半分田。小时候,我最喜欢的游戏就是在山间的梯田里奔跑,到溪沟里抓鱼,或是为家里拔点儿兔子吃的草。一年到头都这么过,简单而快乐。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大山都有高大、挺拔的特质,或许正是这种特质,造就了我勤奋坚韧却呆板无趣的性格。

  刚到广东半年,我顺利拿到了“新华社广东分社发稿量第一”的美名,高峰期每年可以发五六百篇稿件。新华社将我作为种子选手培养。我当时年轻,特别有冲劲,也能吃苦,经常下乡采访。平均每年要下乡采访280多天。我做过农村记者,也干过体育记者,专门报道拳击比赛。这在1997年是最冷门的比赛,几乎无人问津,报道的难度特别大。我想了很多办法,也查了一些资料。虽然不能说做得很成功,但也总算是把这块硬骨头给啃下来了。除此之外,我还做过政治新闻、经济新闻,像什么财政、税务、金融之类的新闻报道都做过。还记得当时由于工作需要,我疯狂地买书,也疯狂地读书,学的东西很多很杂。

  那段日子真的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累。身心疲惫,真是应了“能者多劳”这句老话。我当时的任务量特别大,写稿子写得腰椎间盘突出。可就是这样拼命的工作,我的生活还是很清贫。

  还记得,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每天都能吃上5元钱一只的芒果。这对于月薪只有236元的我来说,已经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了。现在想想,多少会觉得有些酸楚。不过后来,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我又冒出了个买手机的念头,是买手机里挺牛的一个品牌摩托罗拉,要1万多,当时只有做生意的老板才买得起。我年轻,没有什么不敢想的,努努力,也就买到了。用上新手机,觉得自己还挺像个大老板的,很满足。没过多久,我又觉着自己堂堂一个新华社记者,连一套像样的房子也没有,太寒酸了。于是,在我做记者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最大的梦想就是买套房子。可广东的房子真的很贵,最后通过一个朋友介绍,才买了一套打了7.5折的房子。

  那个时候的我,似乎已经开始觉察到,自己的生活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对劲儿。看似辉煌,实则迷茫。那时的我常常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做这些到底为了什么?

  渐渐地,我开始产生职业疲惫,觉得它首先就是个谋生的手段,是个职业,承受不了也承受不起耳目喉舌的重任。

  恰巧,当时中国正值经济转型时期,而广东正恰恰处于转型的峰顶浪尖。于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下海”了。

  这难道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1999年至2001年,侨鑫广告公司/侨鑫教育公司总经理;2001年至2003年,广东唯美陶瓷有限公司营销副总

  下海的头几年,我很像一个“职场新鲜人”,有那么点儿不谙世事的味道。对那些繁琐的商场潜规则,没有概念,也不去理会。

  可就是不懂管理的我,懵懂乱撞中帮了侨鑫老总一个很大的忙。当时,我管辖的文化教育产业版块,有几个很难缠的人物,其中还有好几个女的,人称“五朵金花”,稍微不留意就会踩到“地雷”。其实我能有什么办法,无非当记者这么长时间,看多了社会上的尔虞我诈。我坚信一点,埋头干好自己的事,绝不陷入人事斗争中。结果,一年多的时间,我在侨鑫的业绩目标实现了,而“五朵金花”也都引咎辞职了。

  就这样,我亦正亦邪的职业经理人生涯开始了。

  上任不久,我牵头举办了名为“梦回唐古拉”的大型歌舞,一举突破了广东民族演出的票房最高点。不仅如此,我还运用我在新华社积累起来的各种关系,使已经受到各方面质疑的“侨鑫——悉尼MBA”项目起死回生。

  能将事业做到这个份儿上,在许多人看来已经知足了。可我没有满足,我要建立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王国,这是我的最终梦想!

  2001年,我投身实业。两年多时间,就将“马可波罗”(广东唯美陶瓷有限公司旗下的一个品牌)做成了中国的名牌。

  在唯美公司呆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的生活完全乱了。做实业,每天都要和包工头之类的人打交道。酒吧、夜总会,我是常客。销量是上去了,不过体重也上去了,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要喝一到两斤白酒。有一回,我喝完了酒,觉得特别困,就在东莞的一条大马路上睡着了,睡了一晚上。一觉醒来,我看看天,忽然间觉得特别失落,这难道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是啊,这是我应该有的生活吗?

  情定“莫耶”非白陶

  2003年至2004年,任上海长谷陶瓷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04年至今,任莫耶控股有限公司/上海莫耶艺术装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与酒精PK了N年之后,我因为“中国陶瓷文化城”项目的落空,离开了唯美。我本来打算去美国读书,却因为某台湾老板礼遇有加,甚至开出了年薪上百万的天价挽留,又留了下来。可惜这带来的不是幸运,而是一段我不愿提及又无法忘记的伤痛。

  2004年,我狠了狠心,将自己从那个“牢笼”里放了出来,只身来到上海,正式踏入创业者的行列。当时就是那么一冲动,赶鸭子上架。我借钱做陶瓷,口袋里只有300多万元,第一年就几乎全亏掉了。2005年春节,发员工工资的时候,我已经身无分文。

  其实,早在唯美公司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陶瓷业界,无论是建筑陶瓷还是卫生陶瓷,国内的品牌永远无法匹敌国际大品牌。所有的五星级酒店都是用国外的牌子。国内品牌甚至连一个展示的机会都没有。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商机!于是,我立刻动身去江西景德镇进行实地考察,探寻那遗失已久的“陶瓷文化”。

  很快,我从景德镇带回了一些陶瓷样品,并且召集了一批陶瓷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景德镇陶瓷究竟有没有潜在商机。最终的结果是:肯定有,百分之百有!只是景德镇陶瓷的品位太低了,一定要提升档次。

  我当时想了很多办法。景德镇一般的陶瓷都很薄,是不是能把它变厚;传统瓷器上的图案,无非是些简单的描描画画,没什么新意,能不能借助西方抽象艺术的画法,搞一些现代彩绘;在陶瓷的烧制上,也可以采取点综合的手法,增加难度;而且,造型设计上也可以寻求突破。

  一想到这些,我马上又跑到了景德镇。我在当地找到一个作坊主,是个“瓷痴”。他听了我的想法后,非常激动,立刻答应帮我做样品。我原本以为,一切都会这样顺利地进行下去。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我再次回到景德镇,这个作坊主却跟我说了这样一个事实:原来,景德镇陶瓷一直以来都做得很薄是有道理的,一旦做厚就容易炸窑,而且,改良后的陶瓷很难投入批量生产,烧制的陶瓷颜色都不一样。

  那怎么办呢?我就跟作坊主商量,能不能找到色釉变化的规律。而且,光有盆也不行啊,总不能让客户的卫生间里只有彩色台盆吧。一旦他们有别的需求,我们不就傻眼了吗?

  于是我带领着团队,继续研发着非白陶可以涉及的其他产品,比如,马桶、浴缸、水龙头……

  坦坦荡荡参赛,快快乐乐做人

  2006年12月6日,报名参加“赢在中国”;2007年7月20日,顺利晋级全国五强

  可能是经历得太多,现在我的心态很平和,参加“赢在中国”比赛,也是很偶然的事。去年,我无意中看到这个节目,听到《在路上》这首歌,心中有许多感触,就去报了名,也没有奔着比赛的结果去的,只是想参与。

  参加“赢在中国”比赛前,我是个很封闭的人,不快乐,不开放。

  我离开新华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早晨,一到公司就会不自觉地打开新华网的首页,看看有什么大事发生。而对于其他的网站,根本不屑一顾。后来,我参加了“赢在中国”,开始写博,很多想法改变了。

  我到现在才忽然觉得,自己参赛最大的收获是找回了多年前的朋友。记得第一个找到我的,是小时候的玩伴,在富山时,我们几乎天天在一块儿,从早玩到晚,后来父母送我去外地读书,就失去了联系,大概已经有二十六七年没有见过面了。还有一个叫王小军的,自称是我的学生,打了好几个电话到公司来找我,说要支持我,可惜我都不在。我们后来通了电话,聊了很多。他告诉我,每次经过杭大宿舍时,就会想起当时我带他们到宿舍玩,打篮球的情形。当时真的是很感动,这种感觉已经很多年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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