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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与民事赔偿

分类:创业学院  时间:2017-03-03  编辑:小熊

  第一,符合工伤保险制度创设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伤保险制度创设的目的主要在于替代雇主的民事侵权责任。其中有部分替代和全部替代两种思想,在制度设计上表现为“补充”和“免除”两种模式。如果允许工伤职工于工伤保险给付之外,可选择或可同时向雇主请求全部侵权损害赔偿,虽然对工伤职工甚为有利,但与工伤保险制度创设的目的相悖。如果采取“补充”模式,则以工伤保险为主要赔偿机制,民事赔偿只是作为补充,体现部分替代的思想,与工伤保险创设的目的相符合,且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工伤职工的利益。

  第二,有利于工伤职工获得可靠和完全赔偿,同时有利于发挥工伤赔偿法律机制的制裁和预防功能。由于工伤保险具有社会保险的性质,以社会连带为理论基础,目的在于保障劳动者的生存权,其对加害行为的惩戒和预防作用十分薄弱,因此通常工伤保险只能提供维持劳动力生存及再生产的经济补偿,而不以赔偿受害职工的全部损害为目的;相反,侵权损害赔偿机制以矫正正义和道德责任为基础,旨在实现对受害人全部损害进行填补的目的,故损害赔偿请求的范围不仅包括财产上损害赔偿,而且包括非财产上损害赔偿。因此,从受害职工的立场出发,不应剥夺受害职工因侵权行为获得完全赔偿的权利,而应当在获得工伤保险给付之外,保留获得民事侵权赔偿的权利;从用人单位的角度考虑,保留过错行为的侵权责任则有助于实现法律的惩戒和预防。事实证明,那种主张以保险计划完全取代侵权赔偿的论调在理论和实践中均遭遇到重重困难。正如有学者预言:“即使在人身伤害领域(它被认为是最有可能为综合的社会赔偿计划所取代的领域),侵权行为法仍将继续发挥作用,或者与社会保险计划共同发挥作用。”

  第三,从合理有效地分配社会资源的视角考察,若采取“相加”模式,允许工伤职工就同一伤害获得双份补偿,是对有限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各国立法例多数明令禁止这种做法。相反,在“补充”模式下,工伤职工获得的赔偿虽然可同时来源于工伤保险给付和民事赔偿,但其获得赔偿的总额不超过其实际损失,不会发生所谓的“溢出利益”或“意外收益”,造成社会资源的不合理分配。

  此外,将我国工伤保险待遇和民事赔偿标准明显偏低作为实行“相加”模式的理论基础并不是逻辑的必然。因为既然工伤保险待遇和民事赔偿标准偏低,那么最理想的途径是努力将标准提高,而不应当通过建立“双份利益”制度来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解决工伤事故时,应当由工伤保险提供主要的赔偿来源,同时保留受害职工获得民事赔偿的权利,将民事侵权赔偿作为补充来源,并以工伤职工所受的实际损害为最高限额,实现填补工伤职工全部损害的目的。

  【作者介绍】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注释与参考文献

  参见王泽鉴:《劳灾补偿与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载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3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第293页,第294-295页。

  转引自李清伟:《侵权行为法与社会保险法的冲突与融合》,载沈宗灵等编:《法理学与比较法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2页。

  See John G.Fleming,Rurnination on Tor Law;A symposium in

  Honor of Wex Malone:Is There A Future For Tort?The Legal

  Studies Forum, American legal Studies Association, May, 1984.

  Izhak Englard,The Philosophy of Tort

  Law,Aldershot:Dartmoth,1993,p.109.

  See Friedmann,Social Insurance and Tort Liability,63 Hary

  L.Rev 241 (1949);转引自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3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页。

  参见袁满君、陈林林:《超越事实与规范的学理——雇佣合同工伤赔偿的归责原则与过错概念评析》,《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相关论述情参见梁慧星:《雇主承包厂房拆除工程违章施工致雇工感染死亡案评释》,载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页;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侵权行为法篇》,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杨立新:《侵权法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1页。

  参见林嘉:《社会保障法的理念、实践与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页。

  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侵权行为法篇》,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

  卞耀武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读本》,煤炭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李适时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释义》,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

  最著名者为广东省深圳市的“刘涛案件”。1998年8月,刘涛与深圳金龙毛绒布织造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该公司没有为其办理工伤保险。1998年11月20日下午,刘涛在工作中被自己操作的4号梳毛机头卷入轧断双臂,治疗后经鉴定为二级伤残,丧失劳动能力100%。由于与公司在经济赔偿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刘涛一纸诉状将公司送上法庭,请求判令公司一次性支付伤残补偿金、残疾补偿金、精神损害赔偿等共计人民币341.3364万元。后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刘涛获赔133.8801万元。据悉,这是目前为止工伤索贿案中法院判决金额最高的案例。参见王成:《侵权损害赔偿的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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